《资治通鉴》的真谛何在？换句话说，司马光通过《资治通鉴》最想传达给后世为政者的思想究竟是什么？

《资治通鉴》关于治国理政思想的精髓
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礼治文化”为中心，以“名份论”和“才德论”为基本点。
《资治通鉴》的第一篇“臣光曰”就奠定了全书的理论基调。司马光在第一篇“臣光曰”中指出，作天子的*的职责就是维护礼的神圣性。而恪守礼的关键在于维护名分的合法性。“礼”就是传统社会的纲常。“分”维护的就是统治的合法性。“名”则是安定政治秩序的关键。什么是“名分”？“名”是身份的表称，“分”是欲望的限度。它的意思就是有什么样的身份，就只应享有什么样的待遇。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如果是在上位的人给予在下位的，就是泛滥用礼；如果是在下位的享受了不该享受的，就是谮越用礼。“名分”就是一道无形的藩篱，它告诫社会各阶层：千万不可超越！否则“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概而言之，中国传统社会维护的是一种等差秩序，司马光认为“礼”是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法宝，礼乐教化、纲常名分是国家兴衰成败的关键所在。

司马光的礼治观
中华民族从周公制礼作乐以来被称为礼义之邦，我们的文明被称为礼乐文明。但自从汉高祖刘邦任用叔孙通制礼作乐，叔孙通一味迎合刘邦，“徒窃礼之糠粃，以依世、谐俗、取宠而已，遂使先王之礼沦没而不振，以迄于今”。叔孙通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直接导致上古以来传承不绝的礼越来越沉沦，再也没有振兴起来。一直到了司马光生活的时代都是如此。司马光认为：礼的作用太大了！用在一个人的身上，它能让人干什么事都有法度，从而事事能成；用在一个家庭上面，那么这家人就能够按照亲疏远近的不同而用相应的礼法相处，从而九族和睦；用在乡村治理方面，它能够使长幼都按照伦理法度以礼相待，从而风俗敦厚；用在一个诸侯国上面，那么这个诸侯国就会恪守君臣名分，从而形成祥和的政治局面；用在普天之下，那么就会使诸侯们都能够安心顺服皇帝，从而使君臣之间的纲纪得以确立。礼绝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们在厅堂之上守秩序有规矩的啊！这就是司马光的礼治观。
礼治是中国传统社会进行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最主要的方式，事实上也是中国传统社会三千年来最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礼治的践行有赖于为政者才能和德行的相匹配。为此司马光提出了自己的才德论。司马光认为“才”与“德”是不同的两回事，而世俗之人往往分不清，一概而论之曰贤明，于是就看错了人。由此司马光指出了一个让人沉重的历史现象：“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乱世用人唯才是举，那是知其不可为而不得不为，而长治久安的用人策略还是要以德为先。所以治国治家者一定要仔细审察才与德两种不同的标准，权衡才与德之轻重，以防失去真正的人才。司马光指出：“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资治通鉴》一开篇所记载的三家分晋的历史背后，恰恰就存在着一个才大于德的典型人物智伯。所以司马光在其第二篇“臣光曰”中就提出了一个貌似很极端的用人观：“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礼治安天下
礼治思想和德治理论是贯穿《资治通鉴》中的重要思想。在《资治通鉴》中，礼治思想是意识形态的最高准则，德治理论是社会治理的执政纲领。礼治不仅是意识形态范畴，而且是伦理道德修养的规范准则、风俗美化的源泉。“立政以礼”是传统社会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为政以德”则是贯彻基本原则的思想路线，而教化是礼治和德治的具体实践。司马光认为，“夫为国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民以仁，交邻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节，百姓怀其德，四邻亲其义。”“君明臣忠，上令下从，俊良在位，佞邪黜远，礼修乐举，刑清政平，奸宄消伏，兵革偃戢，诸侯顺附，四夷怀服，家给人足，此太平之象也。”这可以说是司马光理想的治国蓝图，在《资治通鉴》的不同卷册中有多处大体相似的表述。历史证明，礼治思想和德治理论是有生命力的。《资治通鉴》所倡导的“立政以礼”与“为政以德”的治国模式与为人为官之道至今仍然有其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