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宜经商。

市场经济的规律告诉我们，惟思路创新才有出路，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的思维定式在今天已是举步维艰，成功的喜悦总是属于那些思路创新、不落俗套的人们。例如，一堆木料，用作燃料，几乎分文不值;将它卖掉，价值几十元;如果做成家具，价值几百元;如果做成高级屏风，价值几千元。浙江商人有很专业、很独特的经商技巧。一是经商理念独特。理发，是人们生活中最常见的小事，但北方和南方的理发师却有不同的经营理念：北方人求快，内容单一，认为理得快就赚得多。以浙江人为代表的南方人尽量地磨你的时间，理发的同时伴随着配套服务，在精心细致的服务中，提高收费，赚到的钱比北方人更多。二是经商思路独特。思路决定出路，决定命运。候车室里，两个人分别要到北京和上海打工，听到人们议论：北京人厚道，见吃不上饭的人，不仅给馒头，还送旧衣服。上海人精明，外地人问路都收费。准备去上海的人想，北京人好，挣不到钱也不会饿死;准备去北京的人想，上海好，给人带路都能挣钱。于是去北京的人改道去上海，去上海的人改道去北京。去北京的人发现北京果然好，银行大厅的矿泉水可以白喝、大商场里还有欢迎品尝免费的点心，捡破烂还能挣钱。去上海的人发现，上海是一个遍地黄金的城市，带路、看厕所、弄盆凉水让人洗脸居然能赚钱。他敏锐地观察到上海人喜欢养花，到郊区挖了10袋泥土，冠以 “花盆土”的名义，以一元钱一包的价格兜售，居然一抢而空，当天往返数回，赚到50元钱，成为他淘到的“第一桶金”，激起了他创业的雄心和信心。他开始仔细地研究土的配方和各类花生长的营养需要，渐渐地，他的“花盆土”名气越来越大，生意越来越好，不久，他在上海拥有了自己的事业。几年后，去上海的人成了老板，去北京的人成了乞丐，观念的差异，导致两人不同的命运。三是经商胆识独特。一位老太太，从没有上过学，不会讲普通话，也没学过经商，请人写了两张纸条，分别装在衣服左右两旁的口袋，一张是“我是浙江平阳人，请你帮我买车票”，一张是“我收购兔毛，XX钱一斤”，凭着这两张纸条，老太太做出了许多年轻汉子都不敢做的事，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赚到几十万元。四是以小钱赚大钱。小商品创造大市场是浙江人赚钱的秘诀，起初他们经营螺丝钉、矿灯、纽扣、眼镜、打火机、剃须刀、小五金等商品经济的“针头线脑”， 当淘到“第一桶金”后，他们以敏锐的眼光寻找商机，大胆投入，自己做老板。为积累原始资本，他们不惧远走他乡，在我很小的时候，浙江商人就来到绿春的村村寨寨，手摇拨浪鼓，用鸡毛换糖，岁月流逝，但他们弹棉花“铮、铮铮、铮”的声音永远回荡在我们的耳旁。

　　二、最想赚钱。

赚钱欲望强烈。假若有一个外星人来到中国，北京人想研究他的特点，上海人想办展览，广东人问能不能吃，浙江人问外星上有什么生意。如此强烈的赚钱欲望是浙江人成功的第一要素，没有一个浙江人会试图掩饰他们血液里始终涌动着的发财欲望。不赚钱，毋宁死，这是浙江人的财富逻辑。浙江人个个想创业，人人想赚钱，有强烈的老板情结。打工的青年，下班以后，一定要脱下工作服，不想让人知道打工的身份，在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和经验后，他们就开始自己创业。他们成为富人的野心特别大，宁为鸡头，不做凤尾，认为贫穷比50种灾难还要惨重，强烈的赚钱愿望，使他们很乐意从事一般人不愿意从事的如补鞋、弹棉花、下苦力等工作。二是对金钱有特殊的理解。中国人对钱的态度是很微妙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心里又认同“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观念，没钱时幻想财源滚滚，想赚钱又羞羞答答，赚了钱则遮遮掩掩。浙商对钱有特殊的理解，没有为富不仁或为仁不富，对钱的渴望路人皆知，从不讳言对金钱的热爱，认为有钱才能过好日子。威力打火机集团的老板徐勇水面对“你创业成功的动力是什么时”，他回答“为了赚钱，为了过上好日子。”因为他们对金钱本质把握准确，所以钱挣得干干净净、大大方方、堂堂正正。三是勇于抓住商机。他们钱商很高，极具赚钱、花钱的智慧，他们知道什么时候一掷千金，什么时候一毛不拔。一旦看准商机，敢于在创业或关键时刻孤注一掷。他们认为投资像大江截流，只有一次性地投入大量土石方，才能截流成功而筑起高坝;如果少量慢慢地抛投石料，很容易被水冲走，反而是浪费。如果一个年轻人赚了10万，他会再去借10万，办一个自己的企业。穷人最缺少的是成为富人的野心，温州有个陈先生，贷款20万到上海开一家小小的美容院，现在拥有30多家美容院、生物制药厂、化妆品厂以及职业培训学校，并在全国建立了300多家连锁加盟店，个人资产超过亿元。他说;“梦想有多大，事业就有多大。”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证明，金钱对个人和社会是极为重要的，它使人们能够从事许多有意义的活动，个人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在对他人和社会做着贡献。*作家希克斯在《职业外创收术》一书中说，金钱在十二个方面可以使人们生活得更美好：物质财富、娱乐、教育、旅游、医疗、退休后经济保障、朋友、给你更强的信心、更充分地享受生活、更自由地展示自我、满足更大的成就感、更好地从事公益事业。无须讳言，在现实生活中，金钱可以买很多东西，而且80%的人生目标都可以通过金钱来实现。只要不违法犯罪，有了金钱的人生肯定是成功的人生。人只要不过分沉溺于金钱，不被金钱所左右，那么，追求金钱、崇尚金钱应该是一种优良的品质，一种崇高的信念，也是最终能够赚到钱的最好保证。

　　三、最会做人。

会做人凡事可为，浙江人是天生的商人，在做人上更是无可挑剔，小生意靠智慧，大生意靠做人。想赚钱先做人，赚钱要凭真本事，所有的真本事最终都落脚到做人上。经商讲的是利润，不追求利润的商人是不成功的商人。但要做成大生意，首先要做好人。无商不奸，但浙江人的“奸”是对事对钱不对人。做人是一切事情的基础，会做人各种资源就慢慢地积累起来;不会做人，拥有的资源会慢慢丧失。浙江人都是先做人，后做生意，赚钱不是他们的*目的，做事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赚钱和做人做事的关系，是一心想赚钱还是一心想做事，值得我们深入地思考。我认为如果一心只想钱，永远都赚不了钱;如果一心只想做事，就会积累很多人文资源，赢得人气，给你带来滚滚财源。浙商最会做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讲诚信。诚信是为人处世之本，是创业之本，不讲诚信，可能会赢得一时之益，但终究会失长久之利。“诚”就是待人真诚，童叟无欺;“信”就是信守承诺，言必行，行必果。张文荣是上海亚龙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浙江人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脚踏实地的作风，在他的身上得到最好的演绎。创业不久，由他投资开发的位于浦东地区的四星级酒店公寓面向市场发售，每平方米可卖到8000元，但他坚持只卖7000元。这一举动招来小股东的责怪，但他不以为然。张文荣表示，只售价7000元每平方米，五六天就销售一空，资金早回笼，便可投入下一个项目。更重要的是，在保证足够利润的基础上，向广大消费者和市场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公司的房子质量好而价不贵，为集团未来房产经营做了免费广告。他说“赚钱不要赚到尽”，反映了商人难能可贵的平和心态。今天，张文荣的公司拥有资产12亿。浙江商人重信誉，追求个人信用价值，而信用则靠个体在生活中日积月累。西方有句谚语，银行从不轻易借钱给从未向银行借过钱的人，有一个老板为了树立个人信用，在资金充裕时向银行贷款，贷款分文未用，只是按期还款。几年后，他经营规模扩大需要资金时，因有良好的信誉记录，他向银行借款易如反掌。在浙江，有的老板到银行贷款不需要办理担保抵押手续，签名就行，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授信额度达2亿元。

　　以德经商。古书上说，“德者，得也。”有道德就会得到。霸力集团总裁王跃进认为，“企业与做人一样，做人应重在品德，做产品应重在质量”。德商是指一个人的德性水平和道德人格品质，具体内容包括体贴、尊重、容忍、宽恕、负责、平和、忠诚、礼貌、幽默等各种美德。一个德商高的商人，一定会受到信任和尊敬，自然就会拥有更多成功机会。台湾1000大企业用人调查显示：54.9%企业主用人最先考虑的是德性。浙江商人注重德商，乐于从事公益事业，积极回报社会。

　　脚踏实地是正道。浙江人对金钱的认识是务实的，为人处世也是务实的，把务实当作人间正道。他们始终把赚钱看作是一种正常的生存手段，既没有爱财如命的贪欲，更没有想赚钱又羞羞答答、畏畏缩缩的虚伪，而是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干事，认认真真赚钱。是否做某项生意，他们既不看领导讲了没有，也不看别人做过没有，只看实践需不需要，实际中能不能行得通。只要实践需要、实际中行得通、法律明文没有禁止的生意，他们都会千方百计地去做。比如农民进不了城，他们就建农民城;国家银行不给贷款，他们就自己创办信用社。分散的家庭经济在市场大潮中难以奏效，他们就创造了股份制。浙商思维灵活多变，不从教条出发而从实际出发，敢闯敢试敢为天下行。他们不空谈，不幻想，不怨天尤人。国家投资少，就自己建设;没有资金就生产眼镜、打火机、纽扣等小商品。他们面对现实，不讲大话空话，实实在在地求发展。他们的务实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四、最能吃苦。中国自古就把经商视为贱业，“士农工商”商业排在最后。新中国成立后，对各职业的排序是“工农兵学商”，“商”依然排在最后。中国人以谈商为羞耻。浙江商人很早就突破了中国的面子观，突破了经商的心理障碍，不以经商为耻辱。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就肩挑着担子，穿行于全国各个城市的大街小巷，用当地人听不懂的噪音吆喝着做修修补补的小生意：弹棉花、修鞋……不少人看不起他们，觉得修一双鞋赚几毛钱没出息，甚至连农民都认为他们干的是很下贱的活。但他们不以为然，默默无言地承受着世俗的眼光，踏踏实实地赚钱，等到讥笑他们的人醒悟过来，浙江人己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他们敢于背井离乡，经常一个人背着背包出去创业，通过千辛万苦、千山万水、千难万险去做别人做不成的事。在浙江商人的眼里，皮肉之苦不算苦，最苦的是人格之苦，在他们发达之前，很少有人看得起，甚至遭受侮辱。英雄不问出身，大约90%的浙江民营企业精英，出身贫寒。万向集团董事会主席鲁冠球是打铁出身;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本是修鞋匠;横店集团董事长徐文荣出身农民;奥克斯集团董事长郑坚江原本是汽车修理工;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曾是打工仔;

五、最为团结。 “人”字是一撇一捺组成，相互支撑，表明人要互相依靠。构建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的主旋律。“和”是由“禾”与“口”组成，意思是每个人都有饭吃;“谐”是由“讠”与“皆”组成，意思是每个人都有发言权。“和谐”的本质就是人人都有经济、政治待遇。浙江人深入地领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并巧妙贯穿于经商实践。他们有钱大家赚，抱团打天下，从不吃独食。在外经商只要站住脚，就一人带一家，一家带一姓，一姓带一村，一村带一镇，一镇带一县，进而形成规模大、协作好、分工细、效率高、竞争力强的网络经济，散居在全国各地的浙商，哪怕只有三个人在一起，也能团结互助，共同赚钱。他们认为“团结就是力量”的法则同样适用于商场，抱团打天下相对于单打独斗的优势在于凝聚力更强，可以把市场经营的风险降低到最少限度。他们以亲情、血缘、老乡等为纽带，联接成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团体。浙江经济是地瓜生意，根系深入到全国甚至全世界吸取营养，把自己做大做强。浙商到外地寻找商机，如果找到的商机不是自己生意范围，就会通知家乡的协会、商会，让更适合的同伴及时来做这项生意。浙商抱团打天下的重要载体是协会、商会，团结的力量也来自协会、商会，他们都很热爱自己的协会、商会，我县哈尼服饰协会成立，他们踊跃交纳会费就是一个明证。在浙江，商会、协会是知名度最高、最有面子的经济中介组织，很多人印名片都把董事长、总经理的头衔摆在最上方，而浙江的企业老板愿意把所在商会的职务放在最显著的位置上。温州人认为，*的领导是温州总商会会长。商会是浙商群团打天下的利器，是行业代言人，政府管不了的商会管，企业办不了的商会办，商会与各国都有交往。2006年，在米兰举办的眼镜展会上，温州商会组团参展，80多个展位被安排在最好的位置，一举拿到4000万美元的订单，让同去参展的江苏人很羡慕，希望下次能够编入温州展团。浙江商会规定：哪个地方的人来，就由哪个地方的会员负责接待，如果遇到破产而身无分文的老乡，商会就会安排吃住，送路费让他回家。或者出主意、想办法、借钱让他东山再起。浙江商人陈敏说：“去当会长，除了种种公众和企业的利益外，我个人也在追求一种成就感。我总觉得我不仅能带动一个企业，还能带动一个行业。”人们从管理学的角度对大雁进行研究表明：大雁有很强的团体意识，领头雁拍打翅膀是为后面的大雁创造上升的气流;后面的大雁发出鸣叫，是为激励前方的伙伴，这种团队合作的成果能使飞行效率增加70%。如果一只大雁负伤或不幸被猎人击中，会有两只大雁离群帮助它飞到安全的地方，直到它伤口愈合后一起飞或者死后才离开，这些对我们应该有很大的启发。

　　六、最为精明。浙江人是天生的生意人，他们的商业头脑最为灵光、精明，善于从一切别人不经意的现象中发现商机。他们往大衔上一站，用鼻子左右闻闻，就能找到赚钱的机会。有人说，他们的头发像无线电的天线，随时随地都在接受商业信息。又有人说他们是天生的赚钱机器。在伊拉克战争时，*、英国热衷于瓜分伊拉克市场的时候，头脑灵活的浙江人采购一些食品、衣物等囤积在伊拉克的边境线上，战争一结束，这些日用品在第一时间进入伊拉克，不仅卖得价格高，而且被抢购一空，成为伊拉克战后最先得益的人群。他们精打细算，把钱用在刀刃上，不该花的钱一分不花，有时锱铢必较、斤斤计较甚至一毛不拔，追求金钱的*利益化。娃哈哈集团的总裁宗庆后在签单时，看到下属买了十个扫把，就说“买十个扫把还不去批发?” 他们认为小钱是大钱的祖宗，认真开发小产品，做好小生意，用小商品创造了大世界，当*人用他们的高科技支配全世界时，他们身上穿的却是温州人做的衣服，使用的是温州人做的半导体，早晨唤醒他们的是温州人做的闹钟，吸烟时用的是温州人做的打火机，戴着温州人做的眼镜。曾经有一家日本打火机企业，不服气浙江人把打火机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派考察团到浙江考察，当他们知道，同样一个电子火的小部件，日本公司生产一只成本为人民币1元，而浙江只要1毛钱甚至更少时，一个个面如死灰，回国后将打火机厂关闭。有一个大学毕业生，在一个老大妈早点摊上吃早点，在聊天时感叹生意难做，小本生意赚不到钱，做大生意无本金。大妈听到后，用手指着路边的石子认真地说：“做生意不难，从现在起你每天去捡小石头，等全部捡完后，再把它们卖掉，你不就有本钱了吗?”大学生对此嗤之以鼻。几年后，两人不期而遇，大妈依靠卖早点把破旧的摊点变成了五星级的酒店。大学生羞愧难当，自己仍像陀螺一样在四处寻找工作。有一家浙江公司向日本订购食品机械，日方开价150万美元，温州商人对此也认同，但仍与日方讨价还价，要求降到145万美元，日方同意并申明这是*价。浙江商人要求降到140万美元，日方拒不接受。谈判陷入僵局，但公司的人员不急不燥，表现出很神秘的样子，日方怀疑是否另有卖主，无奈之下以140万美元成交。浙江商人又以批量购买为由，降价为135万美元，后来又在付款、运输、保险等方面不停的讨价还价，最终以130万美元购进。

　　七、最快动作。每一次国家宏观调控、整体经济波动时，浙江人总是“春江水暖鸭先知”，以很强的洞察能力最先捕捉到商机。他们对钱的时效性有很深的认识，认为赚钱要越快越好。浙商善于从报纸上、广播里捕捉商业信息，经常在竞争中抢占先机，仿佛先知先觉，天生就跟着市场走。其实，先知先觉是事物变化的先兆，先知是先觉的前提和基础。一个温州商人在火车上懒洋洋地闭目养神，听见公安部发布严禁汽车驾驶员疲劳驾驶的命令，就在高速公路旁建盖汽车修理店和驾驶员休息场所，赚了一大笔钱。中韩建交前夕，一个精明的商人看到中韩高层领导接触频繁，就在离韩国较近的胶东半岛购置了大量的地皮，中韩建交后，他通过转让土地又赚了盆满钵满。一位小老板在翻阅《中国新闻报》，有人问他，“这里也有生意吗?”他指着报上的一则消息说“国家新闻出版署将要更换全国的记者证，这不是商机吗?”教育部颁发的教师资格证、香港回归警徽、甚至*海陆空三军的警徽、装欧元的标准皮夹，无一不是浙商的杰作，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面对瞬息万变的商机，多谋善断是他们制胜的法宝。“多谋”就是能判断商机、把握商机;“善断”是指能在关键的时候下决心，投资敢于一掷千金。古语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浙商是兵马未动，信息先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审时度势，灵活善变，眼光准、行动快，“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商人充满蜻蜓敢为人先的精神。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抢占商机，他们勇于行动、敏于行动。拿破仑有一句名言，“我的军队之所以打胜仗，就是因为比敌人早到5分钟”。*人认为，市场反映的速度决定着企业的发展与利润，第一个进入市场的企业平均市场占有率是29%，最早跟进的是21%，而其余的只有15%。中国人也说过，第一个是天才，第二个是人才，第三个是庸才，第四个是蠢才。领先一步，海阔天空，落后一步，寸步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