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重读了大卫·亨德森与查尔斯·胡珀合著的《决策的智慧》。书中提到了人的一种思维模式，虽然没有明确给出名称，但却指出了一种普遍的现象。

作者在书中写道：“众所周知，做出一个决定时，结果比理由更重要。所以我们在做出一项决定时，不能仅仅因为自己有理由、有道理就去做。”但随后，作者又指出：“可是在事实上，我们往往并没有真正想好，就做了一个决定，并且也按照这个决定付诸了实施。而事后，出于种种原因，我们会不由自主地给自己编一个理由，从而解释自己的决策和行动是有道理的。”

在《决策的智慧》中，作者还写道：“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要意识到，自己给出的理由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最初的原因，而是大脑为了合理化自己的行为而找到的借口。”随后，作者警告读者：“以这个理由进一步做决定是很危险的。所以一定要提醒自己，不要被自己的理由所绑架。”

笔者认为，在书中描述的现象，总而言之，就是一种“事后合理化自己的决策与行为”的思维模式。

在这里笔者姑且借用一下丹尼尔·卡尼曼所提出类似概念“因果性偏好”的名称，将其称为：“合理化偏好”。

笔者注：卡尼曼在其代表作《思考，快与慢》中提出：“因果性偏好的成因可能和人类与生俱来的合理化天性有关。也就是说所见所知的各种事物，都需要有一个说得过去的合理化解释。”

环顾周边的世界，有多少被事实证明为愚蠢的决定与行动，都在事后被决策者（很多情况下同时也是实施者）顺理成章地“合理化”了。而这种思维模式给决策与实施者带来的心理慰藉和所谓“知行层面”的和谐统一感，早已在他们的心智中构建出了一片解决一切难题，规避一切责任的“舒适区”。

可以预见的是，抱持着这种“合理化偏好”思维模式的人，会不断重蹈之前的失败覆辙和重演之前的一场场悲剧。

但同样，可以预见的是，抱持着这种“合理化偏好”思维模式的人，是永远不会觉察到自己是一次次在失败与悲剧中轮回反复。

原因很简单，在他们的认知世界中，一切会与既定认知产生冲突的因素都已经被合理化地和谐掉了。道理也很简单，一个人愚蠢的人是永远不会觉察到自己是愚蠢的，因为发现自己的愚蠢，是需要很高的智商的。

所以，很多抱持着这种“合理化偏好”思维模式的人，在一次次经历了挫折之后，仍然会勇敢地站起来，然后沿着自己之前无数次行进的轨迹，无视覆辙两旁散落的残骸，继续“欢天喜地地制造着悲剧”。

笔者很多年前读《丑陋的中国人》时，看到柏杨说：“所谓‘闭门思过’，是思谁的过？当然是思对方的过！”当时笔者在上小学，看到这句话觉得这只不过是柏杨又一段语出惊人的clever words。而某一天突然发现，这其实是对人性“合理化偏好”最直白的平铺直叙。

“复盘”，这一曾经的围棋术语，是越来越多企业、团队甚至个人选择使用的工具与方法。通过复盘，人们能够很好地回顾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检验自己的决策质量，从而提高自己的决策水平。但如果是抱着“合理化偏好”的思维模式来复盘的话，甚至在复盘的过程中再受到“自立性偏差”的影响，那么笔者认为，这个盘，不复也罢。

笔者注：“自立性偏差”：根据丹尼尔·吉尔伯特研究，出自于我们希望获得心安理得的本能，人们总是倾向于将好的结果归功于自己，将坏的结果归咎于环境和其他因素。

与“合理化偏好”思维模式相对应的另一个极端则是“反刍式循环”。也就是人们不断被过往的失败与痛苦所绑架，周而复始深陷其中，从而阻碍了创新性的思维。其实，这也是另一种认知“舒适区”。

在现实中，笔者发现，当一个人对外部客观事物（甚至对自己的知与行）抱有双重评判标准的时候，往往会一方面享受着“合理化偏好”的慰藉，而另一方面也同时经受着“反刍式循环”的折磨。

而笔者认为，如果说“合理化偏好”与“反刍式循环”是人们认知与决策的砒霜，是钝化与侵蚀心智的慢性毒药，而另一种认知舒适区：“否定问题本身”思维模式，则是认知与决策的氰化钾，一经启动，则立刻规避一切问题，立刻逃避一切责任与后果，同时也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使用一套辩论技巧的工具，很难挖掘到一个问题底层的答案。很多人，在赢得了一场场辩论胜利的同时，也错失了一次次认知升级的机遇。

在同一个个体身上，这三种认知舒适区（或决策陷阱），往往会相继、同时或甚至交叠出现。

的确，很多人，每天都在重蹈着覆辙，坚定不移，欢天喜地地制造着悲剧。

共鉴，共戒，共勉。

注：文章内容为《品牌创新思维与定位实操》课程主讲老师赵欧仁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