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台湾政府官员真正懂创新经济的有多少？中研院朱敬一院士用底下的分析回答为什么许多政府官员不懂得创新经济：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是在1990年成长理论渐趋完整之前毕业，之后就不再对狭窄专业或行政业务以外的任何知识有任何吸收。这是余英时院士所说「对很多事知道很少、对很少事知道很多」的典型。台湾的经济政策若是操在这种知识不足的人手里，那就会是灾难。

自我若没有「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持续突破挑战的心态，江河日下本来就是大自然规律。之前商业评论网一篇文章也提到，如果某项管理创新满足了下列三个条件中的一个或多个，就会创造持久的优势：这项创新建立在挑战正统管理思想的崭新原则之上；这项创新具有系统性，包含一系列流程和方法；这项创新是某个不断向前推进的发明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取得更大进展。

朱院士提到若翻阅30年前的经济学教科书就会发现，当年的总体经济学大略涵盖三个半的主题。三个完整的主题分别是景气循环、物价膨胀及国际贸易与金融，另外半个主题是经济成长。之所以经济成长当时只能算是半个主题，是因为成长理论权威梭罗（R. Solow)教授知道：土地、劳动与资本只能解释经济成长的20%至50%，另外不能解释的50%至80%「大概」与创新有关。虽然梭罗猜测这50%至80%的空白与创新相关，却无法理解创新在经济运作过程中的角色、关键等，所以当年的成长理论篇幅不大、应用不广，故只能算是半个主题。同样的，企业成长有50%~80%也是「大概」与创新有关。

这样的「半调子状态」大概要到1980年代末期后，靠鲁卡斯(R. Lucas)、罗么(P. Romer)、盖罗(O. Galor)等人的研究努力，才有所突破。在此，朱院士援引「科学」杂志2013年的一篇文章，向大家解说科技研发创新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观念厘清了，大家才可能真正了解创新经济。

*科学促进院（ＡＡＡＳ）院长普锐斯（William H. Press）与若干研究者在文献中指出，应用科研创新所产生的知识，具有以下几种特色。第一，后进国家或许能够在经济发展初期，靠着劳力、资本的扩大投入与投入效率的提升，而促进经济成长；但是在「拚效率」的短期效果耗尽之后(效率创新)，对成熟经济体而言，知识创新才是中长期经济成长最主要的动力。第二，知识创新具备*对性（non-rivalrous）：一项知识若是传递给甲，助其提升生产效率，并不妨碍该创新之同时传递给乙，也助乙提升效率。也因为知识具有*对性，因此以知识创新为主轴的经济，往往能够突破传统经济体系中报酬递减的宿命，而具有报酬递增的特质。

知识创新的第三个特性，就是其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张忠谋先生所创晶圆专业代工的营运模式，不但使台积电获利，更间接促成了Qualcomm、联发科、Marvell等芯片设计公司的出现，也使他们大大获利。有时候，知识创新的外溢效果可以远大于研究者本身所能预见。前述知识外溢效果，对于科研投入的政策方向，是有重大意涵的。假若某公司为了改进生产效率而研发其技术改善，并且能以专利保护使研发成果完全不为外人取得，那么这种研发就无从外溢，政府在此中就不必有角色。然而对于许多基础研究或纯粹为求知、求真所做的研究而言，它就极可能有外溢效果，但研究者本身却无从获益，故从事此类研究的诱因不足，更需要政府的科研支持。

知识创新的第四种特性，就是所谓的重尾效果（heavy-tail effect）。重尾效果是相对于大家熟知的常态分配。就常态分配而言，平均数加上四个标准偏差的极端事件几乎绝不可能发生；但是对重尾分配而言，这类极端事件却是偶能得见。例如，量子力学的提出超级重要，是开启现代半导体与资通讯新时代的基础。盘尼西林的发现也是超级重要，大幅降低了因感染造成的死亡率，也间接造成了以后人口的高龄化。只要环境适当，这类极重要研发*会偶一呈现。知识创新重尾效果特性的科研政策意涵是：科研投入要稳定、有耐性、不要急功近利。稳定投入科技，中长期而言一定会因重尾效果而得到可观的回报。

这种宏观的格局是身为经营者需要大胆突破的，因为过去的成功经验，很可能是未来失败之母。从我们顾问团队这段时间执行的创新案子来看，若论到挑战，没有一个比福特汽车的状况更艰难。二○○六年，福特汽车执行长穆拉利刚从波音公司空降福特时，福特一年亏损一百七十亿美元。八年来，他带领公司度过难关，转亏为盈，去年创下七十二亿美元的获利。今年七月即将退休，财星杂志形容他，他的态度是永远都在找寻解决方法。他给员工的讯息是：没有错，公司是有些问题，但是大家可以一起克服。他坚持建立的文化是：说实话，采取行动，和问题正面对决。不断创新与变革和问题正面对决，不只想着做今天的生意，更是动手打造明天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