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中国：在公司的治理模式上，你提到过一个中国模式，这个模式是怎样得出的，它有怎样的特色？
王中杰：我们从2000年开始关注上市公司，并且研究了世界500强的案例，这个模式就是在这个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这个方法论主要包括6个方面：股东行为治理、董事会治理，或者叫决策治理、公司经营治理、公司财务治理、利益相关者治理、文化治理。这个模式实际上是企业的一个全方位的治理方法和治理过程。在企业的每个阶段，有不同的治理重点。
这个治理模式的特色就是在综合国外公司治理模式的基础上，结合了中国企业的特点。
价值中国：在美式治理体系中，股东很显然是一个中心环节，股东的努力是一切机制作用的基础。你怎样看待这种股东利益至上的治理模式？
王中杰：美式治理体系中，股东至上，仅仅是一种治理模式。这个模式也创造了*经济的一个飞速发展。但现在来看，也还有很多的问题。例如，承担的社会责任，如何维护债权人的利益等等。所以这种模式实际上也是在不断的演变和完善的过程中。包括现在对经理人实施股权激励，这和股东权益至上实际上也还是有所区别的。
其实从国家安排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企业也是股东利益至上的。
价值中国：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不健全，尽管方方面面的问题都有，但核心问题在哪儿？
王中杰：其实我认为说“机制的流程不健全”，更为准确。因为现在的中国企业从董事会到监事会的设置其实是很健全的。而恰恰是因为缺少业务流程，所以各个部门之间工作权责不清，把他们之间的相互制衡，看成是股东利益之下的一种相互制衡。这种判断我认为也是不准确的。有时股东的行为也是需要相互制衡的。所以现在的公司治理流程，没有真正赋予董事会、监事会等应有的责权利。
价值中国：从外面看，公司法所规定的治理结构都存在，但公司实际的治理机制是完全另外的一回事。那究竟要以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去衡量一个企业的治理结构是适合或*的？
王中杰：从2001年，我们开始发布关于中国企业公司治理的一个排名，我们是通过前面提到的六个系统来衡量的。但根据我的判断，这个标准当中的利益相关者治理、文化治理部分应该是针对具有一定的规模和社会影响的企业，只有它们才会谈到诸如利益相关者的管理、企业文化的管理等等。像中石化等一些大的企业从去年开始，每年发布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报告。所以对大多数企业来说，更多的是涉及前面4个系统。
价值中国：若从使用成本和收益来比较的话，如何去衡量某一公司治理模式的收益？
王中杰：对于公司治理的收益问题实际上世界上早有定论。它不是短期内就可以看到直接、明确的效益的。公司治理的效益是长期和具有战略意义的。2003年时，国际上一个机构做过一个研究。他的结论正好证明了公司治理的效益。将近有60%-70%的投资人愿意购买公司治理良好的企业的股权或者股票。而且愿意出高于其它企业的将近30%的高价，平均22。也就是说，同样是两家企业，当一家的公司治理更加良好的时候，公司治理的收益会比另外一家企业高出22%。在国际上，有公司治理板块。一旦经过机构评价。进入这些板块，那么这些企业的融资额度、价格都会比未进入这些板块的企业高出很多。中国企业在这方面刚刚开始。
价值中国：在今年的企业事件当中一个绕不过去的事件就是娃哈哈和达能事件，这个事件在公司治理方面可谓是一个经典案例。从这个事件来看，中国企业治理的*挑战是什么？
王中杰：我认为我们的许多企业家在公司的管理方面，做的其实还是很优秀的，甚至是超过了世界上一些职业经理人的水平。但他们最缺的恰恰就是公司治理。因为我们开始得晚，对国际游戏规则的适应还需要一些时间。所谓游戏规则，比如说契约。这个是世界通行的，并非民族感情等可以代替的。否则那是一种非常幼稚的做法。
价值中国：现似乎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司治理模式，您也提出了一个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模式。中国企业在与国外企业的合作过程当中，企业治理模式之间要怎样融合？
王中杰：*企业的治理模式，我将其称为股东资本主义。他们对股东行为治理、股权文化的重视，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无论是大股东还是小股东，一旦成为一个集体，在公司法人的下面大家就都是平等的。同时，股东和管理层应该是和谐的。如果做不到这几点，即使是成立了一个公司，从成立的那天起，股东的积极性是不能被调动起来的。相反，股东之间会造成很多内耗，失去了股份公司的意义。
因此，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去强化股东行为治理，以后无论是世界五百强企业还是与其他的企业合作的时候，我们都会站在一定的制高点上。股东行为治理，实际上是共同斗争共同发展，是既斗争又协作的关系。
董事会的治理就更重要了。一个企业一旦达到一定的规模，董事会的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有时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在中国的企业当中很难建立起一种质疑的文化。这些方面是要逐渐消除的。
其他方面，例如遏制财务造假、关联交易等等。
价值中国：国有资产是否可以通过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公司治理机制来保证使用效率？
王中杰：我一直认为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治理模式是极端错误的。国外的企业也不是讲私有化，实际上是一种股权的社会化。一个上市公司，它的股权应该是谁的?公司里有大股东、小股东，还有基金。那么，这些基金的钱是谁的？只能说是社会的资本。所以，国有企业改革向着社会化的方向发展，我个人认为是更适合中国企业的。
但是现在一些国有企业的持股比例非常高。这里面的风险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公司的股东实际上已经把国有企业的风险无限放大了。这些股东，能不能在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上，和其他股东一起推动公司的发展？包括第一大股东自己信息的透明，这些我认为都是非常困难的。
价值中国：什么是在国有财产占公司财产很大比例的情况下的*治理机制？
王中杰：在衡量这种治理机制时，我们首先要看大股东行为规范。看它的信息是否是透明、公平、公正的，是否是站在小股东利益的基础上，为股东创造利润的。应该把这个作为一个重点。
价值中国：随着中国企业重新打造全球竞争力，政府也已经在积极地实施改革，你觉得二十年后，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王中杰：我认为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因为公司就像是人类一种习惯一样。现代文明中的公司治理基础就是公司怎样从股东到员工，重新塑造一种诚信的系统。企业治理向对于国家的政治、经济治理，是一种内部治理。内部治理需要外部治理大的改观，才会有大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