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业家柳传志在企业家社交网站正和岛的 “在商言商”言论引发企业家王瑛“退岛”宣言，自称“只干活不大说话的人”王瑛成为一时舆论焦点。阳民将于明天（2013年8月16日）在北京做一主题演讲，题目就是制度企业家、制度资本与制度变迁，其中引子也就是马云与柳传志的犬儒言论。实际上，王瑛的观点，在阳民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企业家中的强心剂，是企业家的脊梁，阳民等对此将鼓励之。
社会共识、企业家精神、社会转型等话题展开论述。王瑛坦陈，她对柳传志点名批评确实犯“大忌”，因为“企业家中有一个默契，彼此不批评指责。企业家要心疼企业家”，她也在此阐明“明知故犯”的理由。
同时，她亦强调对于摆脱以暴易暴、创造和维护和平转型的追求，主张企业家应与权力切割、在阳光下生存和成长，指出这是企业家阶层获得自身的主体性、获得社会认可、信任和尊敬的基础。本文系王瑛与中欧校友会的一次内部交流，
你们秘书长给我出了一个题目“企业家如何推动和参与社会转型”，这个题目让我毫不犹豫的答应了这次分享。我之所以非常喜欢这个题目，和我最近招惹出来的一件事情有关（指“退岛”事件）。
这件事惹来了好多记者。其间，不只一两个记者问我，“王瑛，你好像是个较真，较劲的人，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这是为什么？”我给了他一个理由：我（这样）已经有些年了，挑什么事情做，选择用什么方式做，都有一个追求，就是争取中国能够摆脱以暴易暴，创造和维护和平转型的条件。
*公约数在于和平转型
近来大家一直在提要达成社会共识，建立共同底线，或者说*公约数。我主张把*公约数建立在摆脱以暴易暴、创造和维护和平转型的条件。这关乎整个民族与社会的生存、发展和福祉。我们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能够说服和感召越来越多的人，能在越来越多的人当中形成彼此呼应，最终达成社会共识，建立共同底线。
今天主题“企业家如何参与和推动社会转型”有2个关键词，第一个是“企业家”，第二个是“社会转型”。我刚才提到的“共同底线”的表述里有了第三个关键词“摆脱以暴易暴”，第四个关键词是“和平转型”。我想先把我对这四个关键词的理解，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如何定义企业家
先说一下我对第一个关键词的理解。这些天到处可看到企业家是否该“在商言商”、企业家应该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的讨论。近些年，可在很多场合听到“企业家”这三个字。我想“企业家”这三个字，还是要给些“计较”才是现在被人称为企业家的人，好像不见得是企业家。
三十年来，中国确实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工商业主的群体，规模很大。我觉得这是个比较准确的说法，叫做工商业主，而不是企业家。这个工商业主的阶层，三十年来，无论在税收、GDP还是在就业的贡献率上，都已经超出了50%，占了一个相当大的比重。可我认为这个阶层还不能够整体上叫做企业家。这个群体的情况很复杂，并不是“企业家”可以概括得了，说得很清楚的。
从90年代后期到现在，尤其最近10多年，在上述群体中，又发展起来了一个可以被叫做现代企业家阶层的群体。这个群体和工商业主，在很多方面已经不一样了。我认为有这样两个基本特征：1、他们选择了充分竞争的行业领域，作为其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平台；2、他们选择了现代企业的组织形态。
到目前为止，很多企业作为上市公司，经历了10多年发展，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严格地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办事情，越来越用规则作自我约束。在近几年准备上市的企业里面，他们在上市辅导期，就已经非常自觉地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规范要求和约束自己。在这个现代企业家的阶层当中，会见到一些和前一、两代企业家很不一样的东西，包括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包括他们如何对待家庭，如何与孩子相处，对于自身精神生活、自身成长的关注度，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活动的深度与方式等等，都和前一两代企业家不同了。让人看得很欣喜，很值得期待。
我是2012年4月参加正和岛的。这一年多，我*的收获，就是结识了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朋友。我管他们叫新生代企业家。他们的年龄，大都在65-75后，大概在15年左右这样一个跨度上。他们在自己选择的领域里面应该算是比较成功的，经历了10到15年的发展，在自己的本行业、本地区，形成了一定影响力。正和岛的这批企业家，70%到80%在各行业和各地的企业家组织里担任着一定的职务。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新生代企业家的精神气质，时代风貌。在正和岛上，最让我刮目相看的是一批女企业家。
我今天在这里说企业家，更多是指向了，在充分竞争的行业里面，选择了现代企业组织形态，从90年代后期到现在，在将近20年时间里，成长起来的一批可以称之为现代企业家的一个阶层。我想强调一下的是，这里面还不应该只包含企业主。随着这些年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一步步完善，中国职业经理人这个阶层也已经成长起来了，已经形成了很大、也更健康的一个群体，他们也在中国现代企业家的行列里。
我下面讲到的企业家，主要是指这样的两部分人，而不是那些认为办着公司赚到了钱，就是企业家的人。他们也不太愿意管自己叫什么企业家，因为现在谈企业家，就有很多责任，社会有期待。其实他们还是比较喜欢管自己叫生意人或者商人。在工商业主这个群体里面，还有很大数量的一批人，他们不大出现在公众视野范围之内。他们有的在赚钱上面，是不择手段的，有的甚至是给权贵阶层干脏活、洗黑钱的，为了钱，什么都干得出来，我不认为这批人叫企业家。
我见到过中欧（商学院）校友有这样的说法，“要有比商业成功更高的追求”。有一个学员解释说，这种追求，就是推动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进步。乔布斯的那句名言，以自己的努力改变世界，使这个世界更美好，激励了无数做企业的人。我以为这就是企业家精神，是当今中国最需要的企业家精神。
社会转型与摆脱以暴易暴
我想和大家说的第二个关键词是“社会转型”。社会转型，我们也管它叫现代化转型，可是我还是建议大家用现代性转型。在这个概念上，我向大家推荐一篇文章，是秦晓在2009年写的《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我们应当用“现代性转型”这个概念去理解中国的社会转型。
第三个关键词是摆脱以暴易暴。对于“以暴易暴”，面对中国现实，非常容易理解。这个社会的暴虐倾向我们几乎每天耳闻目睹，像一个巨大的黑影，在一天天走进我们的生活。未得到过真正意义上清算的“文革”，离我们太近，坦克车开进北京离我们太近，“薄王”在重庆施虐数年离我们太近，从历史到现实，“以暴易暴”离我们太近了，已经不需要我们特别讲些什么来理解。
我想在这里面突出要讲两点。第一，暴力结束不了暴力，它会把暴力的种子，暴力的基因再一次根植在自己身上。我们的任务，我们的出路，就是用人性向善的力量，用文明的力量，挖出这些种子，改变这些基因，用协商、妥协、宽容去战胜野蛮，暴虐和强权。第二，就是想要摆脱我们这个民族以暴易暴的厄运，叫周期律也好，叫超稳定结构也好，这个民族数千年来一直被这样一个怪圈、一个厄运罩着，好像很难逃得出去，我们是不是仍然得以暴力的手段来结束暴力？我们要说不！
我主张，我们必须不急不躁。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知道反复了多少次，转过多少个圈，很难逃出厄运的现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中国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内、外部条件都和以往不一样了，有了很多支持建构和维护和平转型的条件，我们还有可能建构和创造更多的条件，应该有信心把结束以暴易暴，摆脱以暴易暴，创建和维护和平转型的条件作为我们的目标。
企业家要坚持在阳光下生存和成长
我想说到这儿，和平转型，是需要提出来，但不需要讲解的关键词了。下面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三部分，是我们企业家参与社会转型，推动社会转型，能干什么，怎么干，我想这是大家把这个题目出给我，最想让我回答的问题了。
在这里，我首先要讲的就是企业家要坚持在阳光下生存和成长。所谓在阳光下生存和成长，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方面，是一定要和权力做切割。
这三十年来尤其是最初的一段时间，几乎所有的资源都在体制内，人们自然是、往往是从获取资源这个角度开始他们的创业历程的。获取资源和权力关系怎么可能撇得清，谁又愿意撇清。因此，在前期，谈和权力切割是不现实，你要和权力做切割，在中国怎么做生意，怎么实现原始积累，哪来的民营经济现在的规模。这都有理，甚至可以说，目前的格局，私有化的进程，本来就是善的、恶的、合法的、非法的共同推动的。
我们走到今天，经历了整整三十年，改革开放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近十多年积累了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到让人们忧心忡忡，感到了危险，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善的、恶的，合法的、非法的共同推动的，至今还在继续推动的这个大规模私有化的进程以及成果，不能真正意义上的合法化、制度化。
我们前面讲了工商业主这个群体的规模和贡献率，后面还会讲到在今后一个蛮长的时期内，在经济下行的状态下，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在各地政府那里位置、地位、作用还会更为重要起来。但是，认真起来看，清醒着看，这个群体，这个阶层的人身权、财产权、经营权仍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这个问题专门讲会讲得大家毛骨悚然，心惊肉跳。从宪法到实体法、到诉讼法，从立法到司法，企业家合法权益被保障的程度之低，只能是让人毛骨悚然，心惊肉跳。
还有一个更令人忧虑的事情，就是在大规模私有化进程中，另一个受益*的阶层，党政官员、公务员，他们的“受益”不能走到阳光下面来。早期，在体制变革的前期，带有一定合理性、必要性的部分不能及时切割出去，和后面越来越疯狂，越来越贪婪，对社会的破坏作用越来越大的部分混在了一起，越来越难以切割，越来越难以得到社会的谅解，形成的新利益格局也越来越和社会的进步相对立起来。
因此，现代企业家这个起步于90年代后期，基本上在阳光下落地、生根的阶层，能够更自觉地，更快地和权力切割，坚持在阳光下生存和发展，理直气壮地争取和维护包括人身权、财产权、经营权在内的合法权利，学会理性博弈，积极参与制度建设，无论是对自身的命运，还是对这个社会的进步，民族的前途都太重要了！在阳光下站立起来，发出自己的声音，促进社会向良性、平稳、宽容、妥协转化。而与权力切割，在阳光下生存和成长是这一切的基础，是这个阶层获得自身的主体性、获得社会认可、信任和尊敬的基础。
我们看得到，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一方面，已经有很多企业，完全把自己放在阳光下生存和成长，取得了成功。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和权力结盟和苦果、恶果，虽然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实现原始积累，但等在后面的是监狱。据我接触到的一些律师、知情人说，类似这样一些事情，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所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都告诉我们，必须和权力做切割，不仅有必要的，更是可以实现的。
上个月，王石在腾讯以贺卫方做标杆的那一次讲到，在企业家里面，最危险的倾向是和权力的结盟，和权力的联手作恶。我同意这个判断。
我想讲的第二层意思是，其实和权力打交道，不一定就见不得阳光。我们有很多企业家，从事的专业领域、做的项目，是和政府有关系、有合作的。和政府做生意，政府购买我们的服务，完全可以在阳光下进行，绝不意味着和权力结盟，做坏事情。这个体制里面，有很多人是规规矩矩做事情，非常努力地做事情的。 我自己这20多年，有两三个时段，做的业务、项目，是和政府关系极为紧密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结识了一些官员，也有更高级别的干部，彼此建立了很深的信任关系，从来没有过什么私下交易，最多就是彼此交换过书，其他的，连一个红包都没有送出去过。我认为做一个企业家，他的本分，他的本职，他的专业，就是要把企业做好，所以让企业在阳光下生存和成长，就是作为企业家，对于社会转型最重要的支持。我们越多人坚持，社会的情况就会越好。
其次，我们在企业内部做的努力，也是能够给和平转型贡献价值，创造条件的。
我们在企业内部做的事情，是可以和参与推动社会转型结合起来的。譬如，我们在企业内部遵守法律，严格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治理要求做事，讲求契约精神，尊重契约合同。我们在企业里能够有这样一种意识，有这样一种坚持，强调这样的观念，企业也就成了公民的训练场。
很多人可能会说，这很不切实际。企业选择了不同的行业领域，员工原有的水准，社会阶层、文化素养、原有习惯，一定程度上都会约束我们的追求，但是，只要我们有这个意识，愿意把它作为一个努力和坚持的方向，多坚持一下，就可能得到意外的惊喜，甚至会成为你企业的一种特别的凝聚力。我们要相信，无论是契约精神，还是现代公司的治理，还是对于个体的尊重，对于年轻人灵魂自由和人格独立的鼓励，等等，这些东西，由于是非常人性的，就会得到人们的认同和尊崇。这里面也应着我们中国的一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理儿是相通的。
我们在这里说，坚持很重要！还有更重要的一条，关系到我们有没有坚持下去的本钱、动力和耐力那就是我们自己要非常自觉和努力地改变我们自己！
我们可以留心一下，我们身边的一些企业家朋友，大家一起做协会，一起做公益，一起从事各种各样的活动，会觉得他很可亲，很通情达理，善解人意。可是，如果我们有机会到他的企业里去，尤其是和他的企业有更深交往的时候，可能会发现，他在他的一亩三分地上，还是一个小皇上。而这些“小皇上”一起做事情，无论合作一个项目，还是在一个协会里，关系密切了，做的事情多起来了，各自的一些习惯就会自然流露出来。这也是很多企业家组织，时间一长，所谓的“政治”、人事纷争就出来的原因，很多让人不喜欢、不舒服的东西，便会积累起来，搞得非常热闹。
现在还很有那么一些企业家，认为学习党的那一套，加强组织，掌控团队，管理员工，非常实用。更有人在学习和琢磨毛老人家的驭人术。这些东西怕是和做现代企业，尤其是大量用年轻人，企业团队和员工的创造性才是核心资源的企业，难以相容，长期坚持，怕要付出代价。
凡此种种，无须列出，要说的是这样一个意思，如果还愿意成为企业家的人，还愿意对社会转型做些事情的人，真要面对的，也是最困难的任务，其实是改变自己！
企业反省的四个层面
改变自己，不仅是要有意愿，要把自己放到自己对面去，还要有能力，自己看得见自己。能看得见自己，是件不太容易的事情，能改变自己，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我们做企业的，每天要去面对那么多内部、外部的事情和压力，有时要瞬间做出反应。支配我们做出第一反应的，往往是藏在很深的骨子里的东西，那才是第一反应的支配力量。
我是想强调，改变自己，对于一个有了一定业绩的人，对于一个成年人是件太不容易的事情，哪怕有这个意识、有这个愿望，有这个自觉，非常努力，非常虔诚，也会被我们自己制住的。但是，我们是怎么长大的，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怎么被洗了脑的，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什么变的，我们自己知道！更重要的是，我们面对了怎样的变化、变量、节奏，我们知道；我们承担了什么样的责任、期待、使命，我们知道。我们只要不想回避，不想逃之夭夭，还想有份担当，还想有份坚持，就必须从改变自己开始！
我们必须在对付自己上，好好想点办法。我自己用着一个办法，说出来大家分享。我把自己分成四层，严加看管。自己给自己设个关口，就是能够意识到自己有问题，不要那么相信自己，要习惯慢半拍照照自己，慢半拍反省自己，给自己留下个半拍的余地。
我分了这样四层一个层面，就是我们平常说了，做了，办了的，这是一个完全调动到了外部的层面，我管它叫“外”。这个层面，只要坚持反省，接受启蒙，勤于训练，关注成长，是比较容易看到，也比较容易调整和校正。
第二个层面，我管它叫“心”。其实，往往我们做出来的事情，并不是自己心里想的全部，心里还搁着一部分。我说要“自觉”，就是一定要自己看得见自己这一部分，把它和外在的那一部分放到一起去看看，到底为什么它还在里面藏着，藏在里面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对“外”出来那部分有什么影响。总之，要有很好的自觉。
第三个层面，是脑子，是观念。我们在观念上的自省是非常重要的。哈耶克说，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它也会继续改变着今天的世界，塑造明天的世界。我们要非常努力学习。了解观念的变迁，知道新的，也了解旧的。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的处理没有问题，事儿、理儿都摆在那儿了，也逼到那儿了，往某个方向上使劲儿最是顺手，等等，你可以找得出很多种理由和支持，但这时还是要从观念上考量一下，表面上看起来很合理、很顺畅的东西，会有观念上的问题藏在其中。而这种问题，最会造成开倒车的，一旦存在，滑入惯性，就不是小问题。
最后的那一层，也是最隐蔽，最危险的一层，那是我们骨子里头的东西。这几十年来，教育实际上是很成功的，洗脑也是很成功的，我们真正能够识别出自己骨子里东西的时候，首先会让我们自己吃一惊的，趴在自己骨子里的东西，可能是我们早早就自以为解决了的问题，是自己坚决反对的东西，坚决摒弃的东西。我们是不是还有能力从更深的地方去关照自己，识别自己，是对自己能力一个很严峻的考验。
改变自己，是我们作为企业家参与和推动社会转型，所面对的很多很多问题，很多很多的困难当中，最难、最难的一部分。我们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清醒的意识，从自我改变开始，从自我启蒙开始，从自我训练上下功夫，恐怕很难做得到持续成长，与时俱进。您可能说，我们干嘛要活得如此费劲儿。你要问出这样的话，我就马上说，罢罢罢！！！一连串的罢罢罢。因为，在目前条件下做一个中国企业，你已经选择了一个高难度动作，你还要大晚上的，到这里来听企业家如何参与和推动社会转型，你本身就是一个“费劲儿”不省心的人了，宿命如此，就不问了；在路上了，就不问了。
最近几年，我们几乎到处可以看到积极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投身公民社会建设的企业家们的身影。在这些方面，近十年来，每隔两三年，都有非常多，非常大、非常可喜的变化和进步。可以想见，今天在座的中欧同学也一定是这方面的积极参与者。正和岛的很多企业家都是这方面的积极参与者。我们可以告诉社会，不光在企业里，在企业家里面，也在我们的员工队伍里，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朋友，这样的年轻朋友。13年来，在我做公益的过程中，碰到过太多默默无闻，努力做事的人。他们让我觉的这个世界很温暖、很美好。
我们的企业家要亲力亲为的做一点公益的事情。我们把做公益，把社会建设，把公民社会发育，和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公民，完成我们的自我启蒙、自我解毒、自我训练，放到一起去做，这样对我们自身的改变，会起到激励的作用，让我们更容易坚持，走得更长、更远、更好。
以上是我对企业家如何参与和推动社会转型这个问题的基本回答。我们要把企业做好，要把我们的员工带好，在做好企业的同时，使企业成为我们自己，我们员工做一个好公民的训练场。我们还要积极参与到对社会发育和建设有意义的公益活动中去。在这个过程中，最关键也是最难的还是改变自己。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把自我启蒙，自我解毒，自我训练和自我成长作为最重要的事情去做。
企业家最不能干什么？
我最后要说的一个问题是，在社会转型期，企业家最不能干什么？社会转型期，我们能干什么、怎么干上，可能有很多很多种选择，只要大体的方向，追求的东西，确实是自己想要的，我们每个人都会做得蛮好。可是，我最想说说的是，在社会转型期，企业家最不能做的事情究竟是什么。
我想第一就是坚决不和权贵结盟，干不利于社会转型的事情。第二呢，就是不参与群体政治恐惧的制造、传播和蔓延，不在其中推波助澜。
前不久，我弄了一个“退岛声明”，退出来以后，又在这里、那里大声说话，点着人家的名字说话，很不通人情事理。认识我、知道我的人，觉得有点突兀。最近来找我的记者说，要想把你弄弄清楚，好像很困难，怎么搜都搜不到多少东西，连张照片都难找，而知道你这个人的圈子和人似乎又很多。很长时间以来，我都是个只干活不大说话的人。我做了20多年企业，同时兼做了13年公益，做的公益项目，也是人们认为和办企业没有任何关联的事情。我自己觉得很自然，就这么一直做下来，很恒定的。我有变化，周边朋友，看得比较清楚，主要就是这半年。这半年，我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觉得要说话了，一定要说话了。为什么会这样，我想放在最后一个问题里说说。
刚才有朋友问，这和柳传志提示“在商言商”有什么关系？我觉得，柳传志说“在商言商”，其实有另外一层话在里面，他主要是指，不要去说现在让政府不高兴听，不愿意听，不让说的话。我觉得他说的是这个意思，而不是什么“在商言商”。因为在商言商，不需要用这种方式说，也不需要在这种地方说。
刚才讲到，我们最不能干的事情，就是和权贵结盟，做不利于社会转型的事情。在这上面，我很敬重柳传志。他多年坚持，专心致志，好好做企业，在这一点上，我一直对柳传志很敬重、很敬佩。柳传志他们这批企业家，走到今天，非常不容易，时间越长，走到今天的企业，越不容易。不管多么不容易，他坚持了在阳光下生存和成长，创造了骄人的业绩。
为什么点名批评柳传志
我此次对柳传志点名批评，确实犯“大忌”，企业家中有一个默契，彼此不批评指责。企业家要心疼企业家。办企业有多难，我们是身在其中的人，无论各自选择了什么，走到了哪里，彼此不指责，不攻击、不批评。我认可这种默契和限制。我特别指名道姓批评柳传志是明知故犯的，原因就是前面我说的第二点，我们不能够在群体性政治恐惧的传播和蔓延上推波助澜，我这次对柳传志*的意见和*批评仅在这里。
我为什么这样说，这样做？
中国的现代企业家阶层，是一个正在成长，成熟，越来越看得到他们的进步，听得到他们的声音和脚步的阶层。他们能够做得到刚才说的那几条，脚踏实地去做，那就是在推动中国的社会转型，并会是越来越强大的中坚力量。我以为，那就是尽到了本分，尽到了责任。但是，就是这份承担，也不是用“在商言商”概括得了的。很多方面需要有担当，不见得说的、做的都是政府愿意听的。联起手来，通过理性博弈，维护自己的权利，参与制度建设，跪着是做不来的，哆嗦着是做不来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还特别希望中国企业家阶层里面，站出另外一种人来，再往前走一步。这不是要求谁，谁也要求不了谁，谁也没资格要求别人做什么，每一个人是要听一听自己的内心，是否还有一种呼唤。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族，确实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中国社会转型，沉重而艰难，我们甚至感受到了一种威胁，一种倒行逆施的威胁，这种特殊、沉重、艰难和威胁，在发出一种呼唤。我们要静下来问问自己，是否感应了这个呼唤。
对于中国社会的转型，不怕慢，尤忌快，不能接受的则是倒行逆施。三十年来，尤其是开放成为不可逆转的以来，中国社会到哪里去，是有了方向性和目标感的。不争论可以接受，体制的、制度的滞后接受了，一党专制、不到半个宪法接受了，但是，绝不要指望这个已经能在全世界范围内选择读什么书，上什么学，在全世界范围内走来做去，选择自己听什么，信什么的人们，还接受逆转，接受只比那个邻居大点儿，这太荒唐了！
这次我和好几个媒体的记者说了同样的话。我说，这半年来，尤其是四月份以后，我们相当多的一批人，相当层面的一批人，做出了大致相同的判断，而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我们大概都感觉到了危险。什么危险？就是我们这个社会，走到今天，仍有可能进入一种倒行逆施的状态。而这种倒行逆施，对我们来讲，一点都不遥远。薄熙来和王立军在重庆经营的这些年，已经揭露出来的这点东西，离我们太近了，太丑恶了，太严酷。对我们民营企业家来讲，无论如何都太残酷、太现实了。
我们仍面对着大量以暴易暴的事实，以暴易暴的倾向，以暴易暴的味道。我们甚至不敢相信控制着国家机器的人们，不会再以极端暴力的方式去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感觉到这一切还没有最终固化。似乎还在试探，各个方面都在试探，除了试探，也有无序，也有某种程度上的失控，人们听到的信息是纷乱的。对我们做企业的人来讲，对关注中长期投资的人来讲，认认真真地去思考和品味这半年多来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是件极为自然的事情。
呼唤公民企业家
我们是不是还能再有一些人，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再更多一点承担。这种担当也许会超出企业家的责任？不仅仅是企业家的责任？是同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吗？我认为企业家不同于公共知识分子，很难放在一起，同时承担这两种角色。秋风说是君子企业家，对于传统文化有一定了解的，可能会想到“士大夫”。几乎同时，我在我的微博上看到了王巍的一句话，让我眼前一亮。我觉得这是我想说的。我记得是刘胜军说，向王石、王瑛，这些告别了犬儒主义的企业家致敬。王巍跟在后面说，我熟悉这两个人，他们从来都不是犬儒主义。他们是公民企业家。“公民企业家”这个提法太好了。这就是转型时代和社会现实呼唤的东西，呼唤企业家阶层的一种特别的责任感，它完全可以用公民去界定和诠释。
在这里，我读一段从百度搜索上抄下来的关于公民的定义：“公民指具有一国国籍，并根据该国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公民意识与臣民意识等相对，指一个国家的民众对社会和国家治理的参与意识。公民政治权利是指公民依法享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它包括以下的内容：公民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政治参与的基本条件是知情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也许有人会说，你可不要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当真，对不起，我是一定要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当真的。我们每一个人除了是一个企业家，还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此时此刻，我觉得非常有必要拿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这个称谓认一会真。
认真做什么，我建议大家关注三件事情：
第一，每个人要以自己能够承担为限，去说话，去做事情，非常清晰地告诉某些人，某些力量，某些势力，这里存在着一条社会底线。这条底线就是一个一个的人，一个一个的行动，一个一个的声音铸成的。它是一条底线，你们是不可以随便触碰的。倒行逆施是不可以的。
我认为薄熙来和王立军在重庆执政的几年，是没有在重庆看到这条底线的。我不知道究竟是他们太疯狂，还是由于我们做的不够。我同意王石那句话，我们在那件事情上，是看着后怕的。那天王石打出贺卫方的照片，说：“和他比，我是犬儒了，我软弱了。” 王石说出这句话，让我极为敬佩，我认为是标准变化了。他还说了这样一句，当出现了倒退、倒行逆施，我们要能够说不。我认为这是一个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该做出的反应，也能做出的反应。
我希望看到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和王石站在一起，因为只有那个地方站着的人越来越多，那个人才是安全的。如果让他一个人站在那里，我们就是把我们企业家当中，能够挺身而出做公民企业家的人放在了危险里。
说到危险，我这次跟来采访我的记者说，我做了13年的公益，和人文有关，和NGO有关，和公民社会发育有关。可是，并没有被谈过话，被喝过茶，也没有被关过小号。三十年来，随着整个社会的进步，我们做事的空间是有的，只要是一心一意，认认真真，用心去做，动脑子，用智慧，这个空间仍然是有的。
可是这半年，我也觉得确实是有不好、不详的感觉了。可是，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给自己加一条，要说话，我一定要说话，说话也是做事情。我能够保证是，我想的，说的，做的，是一致的；凡属我想的，我做的，我说的，没有秘密，谁要是因为我这么做事情，就要把危险施之于我，我认为他们比我更危险。
两个博弈机制建立
另外还有两件事情，是两个博弈机制建立。
如果在今后一段时间里，能有来自社会的足够压力，加上经济下行会出现的问题，我们是否还能寄希望于体制内的改革派，能够在上、下之间，在上层的不同力量之间形成博弈机制，这关系到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格局。这样的一种格局，我认为可能对于摆脱以暴易暴，创建和维护和平转型的条件有好处。
在经济下行的条件下，*、地方会出台很多政策，会开始向民营经济倾斜，地方官会向民营企业家伸手、张嘴，看起来好像是机会，可是请大家务必注意，这可能是危险，是陷阱。如果按照以往的习惯，看到政府给政策了就上，伸手了就给，也许就陷进去了。我们彼此要联起手来，多动动脑筋。
机会不是机会，而是陷阱；陷阱不一定就是陷阱，是看我们有没有可能建立起一种博弈机制，把它变成商机，有没有条件可谈，有没有保证到位。这些方面需要企业家们在行业协会的平台上既自我管理，又能联合起来和政府谈判和博弈。*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开出时间表的事情，就是行业协会交给企业们自己管理，如何管理好，用好行业协会的平台，学会理性博弈和制度建设，既是企业家自身利益的维护，也是商业环境的改善和建设。
而无论是建构共同底线，还是推动这两个博弈机制形成，都不可能靠一群吓坏的人去建设。
我这次之所以不能接受现在说的“在商言商”，因为我们根本做不到在商言商。我们被裹在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交织在一起的时空条件下。我们只要还不走，还不逃走，对这个地方还寄予希望，要留下来，我们就得去努力建构这条共同底线上，就得努力在人身权、财产权、经营权的法律保护、制度保证上做一个积极的建设者，就要在“两个博弈机制”的形成上花心思，下气力。我们要改变原来习惯性的一些想法和做法，要重新调整好自己，去应对我们从来没有面对的局面，我们有太多东西需要学习，可是这里面的底气却是我们的胆识和勇气。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是企业家，也是公民，这是两个可一起承担的角色和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