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中点名答问的很多问题，其实不是问题，或者说不好按照一般解决问题的思路回复，往往涉及到深层的企业文化问题，甚至是民族文化特点问题。整理出来，以飨网友。

对于个人，细节表现出修养的差异；对于组织，细节区别出平庸与卓越；对于国家，细节反映国民素质和国家竞争力。

会多，在很大程度上受影响于：考核机制、上级领导作风和问责程序。如果对部门、下级或干部的工作落实情况，动辄就是开了什么会，势必形成“抓落实主要是开会”的现状。管理是由终而始的，考核和评价往往成为管理的导向。

乔布斯说，清洁工没完成工作有很多理由，副总裁却没有任何借口。同样的，没有意志力者睡懒觉有很多理由，有愿望的人勤奋不需要外力推动。春节日，也是生命中的可计量的日子。

无论背后有多复杂的缘由，侵权就是违法。中国的侵权成本太低，尤其擦边球式侵权获得了充分的玩小聪明的机会，靠潜规则已经获利巨大，法律干预需要漫长的时间，违法者正偷乐呢。加多宝之风不可长，成王败寇之习不可继。

禁止本企业员工和家庭成员使用竞争对手的产品，算不得境界问题；企业家和职业人必须认定自己的产品是同类中最棒的，否则如何说服消费者？当然，指责对手的产品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必要的，无论对内对外。

把馒头全给朋友是一个坏主意，不仅常人做不到，而且会置朋友于不义。这种似乎理想的高尚倡导害了很多人，儒家有很多这种理想主义的设计弄得最终君子寥寥。应该把荒唐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改造为世俗社会可操作的“承认私欲，控制私欲”。

所有伟大的改革都会因腐败而流产，任何限制恶的措施都会在更恶的腐败面前功亏一篑。没有完全独立的香港式的廉政公署作保证，再好的改革方案都会是水中捞月；而廉政部门没有独立和公开的舆论监督，自身的干净就无法保证。

所谓“中国式”恐怕只是文字游戏而已，管理的原理是一致的。当然不同国家的文化有差异，表现出来的从业者思维模式有差别，而国体不同企业经营环境有差别，使企业管理存在“地方性”。但是，过于强调差异性，很容易给管理不规范制造借口。

集体跳槽一定是文化出了问题，根烂了。当然会有各种可能的具体表现：老板太恶，薪酬刻薄；任人唯亲，不信外人；拉帮结派，各立山头；个人主义，体系混乱；疯狂发展，不切实际；前途暗然，人心已死……

给韩国企业家上课（汉阳大学在上海交大的班），课间聊到韩国人坚信民族品牌最优秀，自己的产品最好。我说：“自己的大米和牛肉都比外来的贵，但坚持不进口，身土不二；多数人车用现代，手机用三星，彻底的爱国主义啊。”韩国朋友很迷茫地回答：“好像没有这个意识呀？”对了，这才是真爱国！

公司大而且老，就会被历史拖累，被惯性卡住。国家也如此，古老的文明把中国也拖得够呛，改革起步维艰，变革成本极高。

【我们走了很远，却忘了为什么出发】办企业，首先是使命和理想，然后是战略和规划，再然后是计划和方案……。但我接触的中国企业就使命而言存在三种情形：理想空洞，领导瞎编；理想简单，就是挣钱；设计了理想雄纠纠出发，行进中忘得一干二净。

羡慕德国人是需要本钱的，中国人的效率是值得反思的。一边玩QQ一边工作、动辄出去抽支烟、上下午各泡一杯茶是不可能的。德国员工平日可能也腆着大肚子，但进车间迅速钻进机器底下。更重要的整个德国社会自动化、信息化程度特别高，我们多数行业不可比。

员工的职业化一如黄秋生所言：我在一家很烂的企业打工，但我从不做一件很烂的事；认真的态度是对自己的人生品质负责，而不是对老板负责。

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所有的事情都是一笔生意。做一颗螺钉，并不是如何把它做到最好，而是有人购买能挣钱就行；做一栋房子，绝无百年基业的想法，只要核心价值的土地能得到充分利用就行；就算提出“百强企业，百年老店”

中国需要建立与工业化相适应的精神大厦。这座大厦的基石是合作精神，框架是契约精神，构造是效率观念，细节是质量意识，整体是科学观，设计原则或依据是持续发展观。此语出自未曾谋面的朋友、《徽州魂》的作者汪鑫

昨晚住札幌市郊定山溪温泉酒店，热水龙头和花洒都放得很低，洗涤剂和梳妆镜也放下来了，还配上小的盛水盆和小马扎：所有这些设计大概都有为老龄化社会着想的意思吧。左上图，日本人把小小的筷子做到了*；左下图，景区选出不到40平米土地种上10种作物供非农者学习。

日本羽田机场的细节讲究：1.洗手间外的婴儿安置处；2.儿童车；3.托运行李拉锁用小纸条封好；4.宝宝车；5.洗手间设置挂伞铆钉；6.简易行李可以自助打包。

集体思维影响个体智商必然存在，因为分工的细化使得任何一个人都不需要太多太宽的思考。但在专业领域必须“百尺竿头”，使自己成为专家。而且一个上进和互动的组织一定会激励个体的竞争意识和学习力，便不会对个体的智商产生负影响。

“如果我们的工厂撤走了，这片土地长不出庄稼，就是我们企业的耻辱。”我的在珠海负责筹建新厂的朋友被他的外资方老板如是警告。

任何事都不存在没时间，要么是认知上的不需要，要么是技术上的没计划。

几名中国员工在德国一个港口城市就餐，由于吃剩下的饭菜太多被当地社会保障机构工作人员罚款。“需要吃多少，就点多少！钱是你自己的，但资源是全社会的，世界上有很多人还缺少资源，你们不能够也没有理由浪费！”杨佩昌《你所不了解的德国》

中国不缺管理哲学，但从没有科学性的管理学。中国的管理者和管理学者亟需补的课是管理的科学部分；文的管理思想类终究是各执一词，自说自话，有的自圆其说都难，只能使管理学界更乱。但是，明茨伯格也觉得现存的管理学中“硬”的成就有限。

当孩子把学习当作游戏，天才可期；当女人把逛街当事业，体能无限；当男人把工作当乐趣，工作无影。

自虐精神不等同于自虐，自虐精神主要是自制力和坚韧度。自制力首先对自己要严、要狠，不能让自己太舒适、太优雅，我曾说过“过于优越的工作环境会破坏工作效率”；坚韧度则强调一根筋的走到底，不自以为聪明地找捷径，不轻易因诱惑而旁顾。

“我是一个销售，怎么才能克服懒散的习惯呢？”我对提问的网友说：“常人因惰而庸，才人因熬而败。任何有成就的人都是有点自虐精神的。你读不懂这两句话，我就懒得再回复你；我也会懒，人类天性。”

企业长寿的文化：面对政府平和，面对利润淡定，面对社会仁义，面对员工亲善，面对欲望收敛。

在中字号企业讲课，课前领导讲话。“既然来了，我也说几句罢。”这是几位领导的开场白。中国的领导要考虑：一、时间有高额成本；二、不讲无准备的话；三、要讲有价值的话。这也是以人为本。

铁道部其实只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把天大的事当成了屁大的事；错误根源只有一点，不知道自己是为顾客服务的机构却看成了管乘客的机关。

有人会说那些礼节有什么作用？礼节让人明白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让我们随时都记住别人的存在，使人懂得如何与他人相容，偏于烦琐的礼节还能让人强化自身的修炼，学会克制，不致使欲望如野马般乱窜。

有干部说“李娜勇夺法网女单意义非常重大”，“充分展示了李娜同志作为一名中国*党员创先争优的不懈追求”，“也是向党的90华诞敬献的一份厚礼”。不相信领导会这么弱智，更不相信全体公民会弱智如此。当牵强附会和虚妄成为一种习惯和文化，我们就不是在维护组织的伟大，而是在丑化伟大的组织。

有很多组织和个人在研究形式主义，轰轰烈烈搞形式，热热闹闹走过场，形式主义格式化。仅写材料一项，有的组织折合有三分之一的人终年在努力于谁都知道没有意义的材料。上报材料数据化、表格化的一天就是我们的形式主义治愈的日子。

日本人做事的特点可以概括为8个字：精益求精，愚公移山。大阪的关西机场就是典型例子。该机场是从20多公里外炸山取土填海10年建成，落成之日是全球*的国际机场。

日本也曾出现过类似中国的三鹿奶粉事件，事件的主角是森永乳业。森永的做法是向所有受害消费者作出合理赔偿，为此还债五十年终于存活下来，并因严守信用而做大。事迹可见《森永乳业五十年史》。

企业的社会责任从关西电力的考察读懂了。天然气发电有害气体排放几近于零，用于冷却的海水稀释后排出水温不得升高七度以上。35%的厂区绿化面积，100多种树 35万棵，设少年儿童参观专区普及科普与环保，在接待我们的同时接待了一批幼儿园小朋友和两位残障人士。

日本企业的务实从安川电机的考察可得之：没有彰显的大门，办公楼会议室几近寒碜；停车处未见豪车；＂为人类创造梦想＂的企业愿景未上墙，天皇夫妇来视察过也未见大幅宣传图片，只留下他们栽种的树木和一块小提示牌。而这家企业机器人月产能2650台，数全球第一。

两个人物都画鸡蛋：达芬奇将鸡蛋置于不同的光照角度下，仔细观察琢磨，画的鸡蛋很有立体感；毛泽东也画蛋，据他自己口述，在湖南师范读书“在图画考试时，我画了一个椭圆就算数了，我称之为鸡蛋。结果图画得了四十分，不及格。”完全不同的文化理念，最终做出的事情必然迥异。

国内的食品安全问题，只要认真也能抓好，奥运期间就在世界各国来客面前做到了零事故。孙中山说：“中国事向来之不振者，非坐于不能行也，实坐于不能知也。”我们的问题多数是认识问题，态度问题。

孙中山先生非常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天命无常，有志竟成。”正因为他的愈挫愈勇的性格特点，让他百折不挠，绝不言败。多数人则信奉“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其含义与孙先生句相近，差别是前后句的位置倒过来了。

与法治比较人治的“好处”在于：我们少数几个决定一切，所谓“小事开大会，大事开小会，特事不开会”；我们可以在事后拿出一把戒尺来，随便找个理由就“敲你没商量”；有必要可以来一场运动，不仅轻重可以重申，抓关与否也可以临时打草稿。总之，法治太不方便，人治容易上瘾。

新加坡和印度的反贪污法律都规定，公务员财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即按贪污论处。中国只要拒不承认，就很难定罪和量刑。我们的法律就提示给贪官：抗拒从宽！

现在防腐、反腐的机构并不缺：审计、监察、检察、纪委。只是反贪局比检察院矮半格，检察院得让着政法委，政法委也在党委领导下，何况上级必定具有权威、领导必然大于组织。

“决策从容，执行迅速”是我提倡的，而今天午餐间，浙江泰隆银行的董事长王钧提出“决策要像狐狸，执行应像狮子”更加形象。问题是现在很多组织，决策像狮子，因为浮躁；执行像狐狸，因为权变。现实的病态和文化的沉疴兼而有之啊。

很多地方政府和国企提出“5＋2”、“白＋黑”，偶尔为之可以理解，长期没有休息日、不分日夜地工作，表面上很革命，实际上不符合科学发展观，也不符合管理原则，不仅容易走形式主义，还产生对效率的破坏。

早起就听两岁的孩子独自唱着儿歌“数不清到底多少鸭”，不免一念闪出：有多少人能数清自己到底多少鸭呢？当然，这些鸭是财富或资源，很多人没问题；但这些鸭如果是信任、尊重和跟随，包括对自身的反思意识、纠错勇气和变革决心，怕没多少人能数清了，包括一些领袖人物，甚至那些极其伟大的组织。